总有人痛斥商业文明，认为它导致世人沉迷于物质享受而迷失自我。 他们给出的处方之一是向甘地的好榜样学习。 朝圣者前往印度各个精神培训中心，领略神秘的印度文化和甘地的心灵鸡汤，然后返回自己的国家，弘扬他们的遗产。 无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多么复杂、多么专业，探索者总是用甘地的语录来勉励自己，在咀嚼大师智慧的同时屡屡感动。
从 1925 年到 1932 年，威廉·夏勒 (William Shirer) 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欧洲、近东和印度的情况。 他同情印度独立运动，并与甘地交好。 近半个世纪后，他发表了对甘地的近距离观察。 西方人的眼睛在东方圣人身上看到了很多荒谬和不可理解的地方。
甘地头上的光环是远处观察者想象出来的。 事实上，甘地的抽象思想和浪漫主义精神并不太受到印度精英阶层的青睐。 鉴于甘地所拥有的道德资源，他们不得不打着甘地的名义，做一些违背甘地愿景的事情。 如果我们理性观察印度的现代化转型，我们要庆幸我们没有听甘地的话，而是走尼赫鲁和安贝德卡的路线，才有了今天的印度崛起。 那么，甘地到底是救命药还是摇头丸呢？
留英归来的甘地对于如何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看法已经完全过时了。 《印度自治》一书阐述了他关于建国和治国的思想，不仅令外来者夏勒感到震惊，也让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不以为然。 夏勒回忆说，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尼赫鲁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甘地的愤怒。 老爷子一脸迷茫，装模作样。
甘地对印度的传统文化充满自豪，赋予其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同时又鄙视现代化。 按照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邪恶的。 理想的印度大陆不应该有铁路、工厂、军队等产品，医生和律师的数量也应该尽可能少。 就像红色高棉一样，城市生活意味着腐败，只有乡村才是神圣的。 依靠非暴力、求真等抽象概念，三亿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也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非暴力精神并非甘地独创，而是来自印度教和耆那教。 刹帝利出身的甘地个人主张废除贱民制度，但希望保留剥夺人民平等的种姓制度。 他认为职业传承可以让人安定下来，保守一些。 这自然让夏勒感到惊讶。 幸运的是，除了精神领袖甘地之外，还有务实的政治领袖尼赫鲁和贱民领袖安贝德卡·多加尔。 后者是第一任司法部长和宪法起草者。 三驾马车共同领导和影响了印度的独立和建国。
制定建国政策的尼赫鲁与安贝德卡站在一起，抵制甘地追随者建立乡村治理制度、放弃文官制度、英国式议会制和工业化的乌托邦要求。 世俗国家建立了。 甘地眼中代表美德的苦行僧和乞丐，“在尼赫鲁心目中大多数人都是无用的，他们只是欺骗别人，靠不劳而获的施舍度日。”
所以一句话来概括，甘地的 局限性在于他对现代化的抵制，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 在个人道德方面，苦行清教徒的甘地被批评为愚蠢和放荡。 出于非暴力的信仰，甘地认为皮下注射是一种暴力行为，在妻子患急性支气管炎时拒绝注射青霉素，妻子也因此病逝。 当父亲临终时，他贪图床上的乐趣，怀念父亲去世的那一刻。 他一生都在自责。 36岁时，他在没有咨询妻子的情况下开始禁欲。 甘地晚年声称，为了考验他的苦行毅力，他与许多美丽的年轻女子裸睡，其中之一是他侄孙的妻子。 双方都声称什么都没发生，但瓜李之下，众人却觉得不可思议。
甘地吃素是为了免罪，但食物还是要精心挑选、精心准备。 他穿的手织土布衣服并不一定比工业品便宜。 同时，他的身边还有许多秘书和侍女，包括寺院的开支在内，全靠商人的慷慨解囊。 一位在他身边任职的人说：“花了很多钱才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之中。”
甘地的成功：无法复制。 甘地的非暴力斗争怎么可能成功呢？ 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他面对的敌人是什么。 幸运的是，甘地的对手是有着宽容、公平制度的英国。 这已经足够了。 所有其他成功因素都是为了英国而协调的。
乔治·奥威尔曾以苏联为例指出，只有在英国统治下才能产生甘地。 这就需要新闻自由和集会权，以确保群众运动的形成并吸引外界的关注。 苏联版的甘地会在半夜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汽车带走，然后从世界上消失。 事实上，在法国殖民地，等待甘地的将是多年的监禁或断头台。 甘地虽然多次入狱，但受到当局文明对待，在监狱中享有特权，没有受到肉体折磨或思想改造。 自始至终，甘地都享有基本权利，仍然是西方媒体的宠儿，并且对英国公众保持宽容，甚至包括因抵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
1931年，夏勒陪同甘地出访英国，近距离目睹了甘地受到的待遇。 火车一抵达伦敦，就有数千名支持者前来欢迎。 印度事务部的官员担任他的司机。 车刚到酒店，就发现数百人站在雨中等待。 酒店大堂内，来自议会、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新闻界的1500余人。 除了在圆桌会议上进行自由辩论外，他还会见了从议员到纺织工人等各界人士，甚至煽动英国工人向政府施压，要求其恢复棉花贸易。
在印度，包括甘地在内的国大党始终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随时与总督亲切交往，夫人与总督夫人通信。 甘地和尼赫鲁这两位英国律师都热爱英国。 不列颠之战期间，甘地表示，他对圣保罗大教堂遭到轰炸感到极其悲伤； 尼赫鲁把他的母校关在牢房里。 罗公学的照片，更何况他还是费边社的铁杆粉丝。
在内心深处，甘地有着极高的表演天赋。 他赤着上身，腰上系着一块土布，坐在一个小纺车前。 他是素食主义者、苦行者和冥想者。 他的打扮充满了东方元素。 在信息传播还不够便捷的时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大陆的一切都能吸引西方人。 当西方人看到一个风俗习惯、身体习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东方人居然能够将普世价值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时，自然感到惊讶和欣喜。 他还可以缠着缠腰布去见国王乔治五世，他可以突然打断会议中的讨论，说出英国人不熟悉的祈祷词，唱《薄伽梵歌》。
同时，甘地善于谋利有了媒体，夏勒一接触甘地就意识到了。 除了让甘地个人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外，每一次非暴力行动都会被媒体放大。 例如，著名的盐游行成为了与媒体互动的狂欢，而随后占领达拉萨纳盐厂的事件更是在美国1350家媒体上发表。 因此，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非常严厉地说：甘地的整个职业生涯证明了英国的统治并不是压迫性的统治。 他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庇护下闹事。
政治从来都是权力的游戏。 并不是说谁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谁能感动自己，谁就立于不败之地。 甘地给人们带来了这样的误解。 事实上，除了英国撤军，印度确实没有办法获得独立。 其次，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不局限于众所周知的甘地。 它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关键词：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印度政府法案、1937年选举……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实施了省级自治。 1937年的省立法委员会选举进一步改善了省自治权，但加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决裂。 尤其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都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 它的战士浴血奋战，更多的人在后方从事军事生产。 尤其是当日本在东南亚的攻势达到顶峰时，激进国大党领袖钱德拉·鲍斯一怒之下叛逃轴心国，并从印度战俘中组建了一支“傀儡军队”。 但在英帕尔战役中未能恢复元气。 参考博斯和昂山等领先政党，虽然甘地时不时地发起静坐等群众运动，并向印度人和中国人灌输“非暴力”同化日本人的谬论，但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原则。 英国很高兴站在一边。 这是甘地政治智慧中难得的闪光点。
印度独立的同时，出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 这期间，空气中弥漫着种族灭绝的血腥味。 甘地束手无策，再次使出了只对英国人有效的法宝——绝食。 尽管他发誓非暴力永远不会导致生命损失，但他在政治认知和实践上的无知和傲慢，导致他成为数百万受害者之一。 一名激进的印度教徒开枪射杀了他。 幸运的是，凶手不是穆斯林，否则甘地的死将成为更大屠杀的催化剂。
尽管甘地有种种缺点，但他仍然是印度的奠基人之一。这是当地的精神资源之一。 许多人完好无损地继承了他的教义，但仍然贫穷； 还有的将遗产提炼为“坚持原则、反省自我、劝人向善”等内容并吸收。 然而，民间内部分裂势力、纳萨尔派武装、宗教恩怨以及边境种姓间私刑却从未停止过。 如今的印度政府，遇到效仿甘地绝食的人，就会诉诸强制鼻饲。
很多人在写甘地的时候，都会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后人可能很难相信历史是通过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走过的。” 保罗·约翰逊解释了为何在当前形势下造就英雄：“甘地的怪癖很适合一个尊重超自然现象的国家，但他的想法对印度的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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